SJ-1358A 細細的藍線/一線之差/The Thin Blue Line (198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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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獎紀錄片名導埃羅爾·莫裏斯紀錄電影經典之作，影片結構嚴謹，對案件的來龍去脈反復推理求真，劇力之強不輸一流劇情片
細細的藍線 The Thin Blue Line (1988)
導演: 埃羅爾·莫裏斯
編劇: 埃羅爾·莫裏斯
主演: Randall Adams / David Harris / Gus Rose
類型: 懸疑 / 紀錄片 / 犯罪
製片國家/地區: 美國
語言: 英語
上映日期: 1988-08-25
片長: 103 分鐘
又名: 細藍線 / 一線之差 / 正義難伸
劇情簡介
本片採用了事件重現的方法再現了197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一起槍殺員警案。導演埃羅爾?莫裏斯（Errol Morris）11年後採訪了被判死刑、後轉終身監禁的犯罪嫌疑人蘭道?亞當姆斯（Randall Adams）、指證亞當姆斯的慣犯大衛?哈裏斯（David Harris）、當年案件審判的三位證人米勒夫婦和麥克?蘭道（Michael Randall），以及參與此案偵破與審判的員警、法官與律師們。通過不同人物對案件發生情形不同角度的描述，莫裏斯成功證實了亞當姆斯的冤屈，並借片中一位公訴員之口點名員警是區分一個民主社會與極權的“細藍線”。
此片的公映在美國引起極大反響。德克薩斯罪犯申訴庭推翻了對亞當姆斯的判決。由於達拉斯拒絕對此案進行重審，亞當姆斯終於1989年被無罪釋放，後成為積極反對死刑的社會活動家。本片也成為美國紀錄片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部，贏得國際紀錄片協會大獎、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，併入選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保護名單。
拍攝花絮
·莫裏斯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追蹤參與到蘭德爾·亞當斯案件中的人物，並說服了他們在他的電影中露面。
·新的證據沒有出現在這部電影中。哈裏斯放棄了他先前對亞當斯的指控，提出新的證詞：\"蘭德爾·亞當斯對這起惡性事件一無所知，並且他當時不在車內\"。亞當斯的主要犯罪證據被推翻。1989年3月，他從監獄無罪釋放。
·2004年6月30日，43歲的大衛·哈裏斯，由於在一起預謀的綁架中殺害了公民馬克·梅斯，在德克薩斯州的亨特斯威爾被執行死刑。案件發生的時間是在1985年9月，與電影中的哈裏斯殺害員警的犯罪無關。電影提到的梅斯案件，指的是在受害人被殺死之前，哈裏斯的脖子被擊傷。
·根絕影片的故事內容，該片被定位為一部無虛構的電影，卻被1989年奧斯卡最佳記錄片獎斯提名拒之門外。。
幕後製作
紀錄片的一個里程碑。影片採用一種重現事實的半紀錄片手法來追蹤一件殺警冤案。然而在11年後大衛因別的罪行被判死刑，他向本片攝影組坦承藍道其實是無辜的。本片結構嚴謹，對案件的來龍去脈反復推理求真，劇力之強不輸一流劇情片。菲利浦·格拉斯的精彩配樂為影片的氣氛增色不少。
影評
紀錄片《細細的藍線》（the thin blue line）,臺灣譯成“正義難伸”，因為一道藍色的警戒線並不能阻攔什麼，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威懾，而一旦這種威懾的公信力被踐踏，正義便無法伸張。那麼，作為正義的依據，真相，又該以什麼作為象徵和保障呢？眼見為實，口說為憑，或者是老老實實的用攝影機去當作記錄工具，傳統的見證方式能夠輕而易舉的換取人們的信任；直到有人開始對此表示懷疑，用一個反例——參雜了表演成分的記錄影片，剖開了真實的維度。
1976年，達拉斯州的員警羅伯伍德被槍殺，證人哈瑞斯作證說：他親眼目睹同伴亞當射殺員警的全過程。其後越來越多的證人出現，講述他們所看到的事實，言之鑿鑿，亞當被判處死刑。亞當堅稱自己是無辜的，幾經翻案，直到死刑被改為無期，從而被駁回翻案的權利。在亞當被關進牢獄11年之後，導演艾洛·莫裏斯（Errol Morris）發現其中另有蹊蹺，利用兩年半的時間追蹤當年的嫌疑人、警探以及目擊證人，重新開始對真相的求索。這求索，既是對案件的重新審視，也是對“真實”這個抽象概念本身的一次曝光，更是對當時傳統記錄片的對抗和挑戰。
正如黑澤明的《羅生門》，當事人面對採訪，言辭之間互相矛盾，撲朔迷離：警官們想快點兒結案來證明自己的實力；證人們想從中牟利或者成為大英雄；律師們想為亞當洗脫罪名；最早的證人哈瑞斯其實前科不斷，然而他只是個未成年的孩子，人們願意相信他描述的一切。這些嚴格按照標準的紀錄片模式拍攝出的陳述，雖然表面上真真切切，其實卻讓人霧裏看花，不知道該相信哪一邊。影片在記錄的，不是一樁命案的偵破過程，而是“事實”這個東西模糊不清的面目。如果說我們定義一部紀錄片，因為它拍攝了真實人物的一舉一動，剪輯出某個人的說辭，便可為事實畫上圓滿的句號，那紀錄本身，必將成為巨大的騙局；如果說我們定義事實，是以眼睛和嘴巴，那麼當一位清白的婦女怒斥：“是他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這個人”的時候，一切便不容置疑，那見證本身，卻成為人類誤差和記憶模糊的有力佐證。
導演把每個人的說辭，運用演員重新演繹了一遍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就是情景再現。這下子說辭更加直觀有力了，觀眾不會因為眾多的言語而被搞暈，因為他們在觀看“現場”。可是這麼多次的現場重現，總是有細節不同，你又相信哪一個？
現場是證人眼中的現場，其實是對他們言語的印證，它是真實的，如果證人是真實的；現場是演員演出來的現場，它絕對不是真正的紀錄，可是看到它的觀眾卻以一種真實的方式體驗謊言，它還是真實的，如果證人是虛假的，它以一種諷刺，驗證了虛假。塔可夫斯基說過，偏執並不可怕，因為世界上眾多的偏執結合起來，總會讓人看到全貌。所以儘管運用演員重現那些虛假的現場，觀眾卻越辯越明瞭。可是，如果還是有人出來病垢說：“你拍的這不能算記錄片，因為你不僅使用演員，而且演出的也並不全是事實的再現！” 這時候，導演應該用什麼表情來面對呢？微笑好了……
20年前的紀錄片觀念沒有革新，於是該片的拍攝方式引起頗大爭議，放在今天，估計沒有人再去置疑這部片子的屬性了。可是，這並不代表事件已經了結，因為依舊有電影人還在為新問題爭執不休，樂此不疲的評論紀錄片的本質和定義，尤其在偽紀錄片式電影風行的當下。
舊觀念被打破，可是大格局沒變，那就是人們喜歡用一些分類原則（或者說某些不可逾越的規矩）去限制藝術和真相的表達手段。分類和定義，是認識事物最方便快捷的方法，也可能是最遠離真理的方法。如果說今天人們不再置疑“真實再現”，是一種觀念的進步，那麼這進步可能僅僅是因為看多了、習慣了，因為不驚奇而沒了爭議，一旦有人玩出某些新花招，恐怕還是會被標榜真實的紀錄片大門拒之千裏。我們的思維模式沒變。總是有人，寧要虛假的真實，不要真實的虛假，並且妄加評論真理的標準。
盲目的相信某一類的紀錄片或者執著於定義，無異於影片中一位檢察官的說法，把社會秩序命懸於一道細細的司法藍線。執法人員背後的私心人們無從辨認，他們只想盡快按程式結案，新的案件，就像新的影片，被批量的製造，一次正義保障不了永久的正義。
在影片的最後，導演回歸了傳統模式，用可辨的證物：錄音帶，揭開了事實的真相，原來最早的證人哈瑞思才是真正的罪犯，他即將因為另一樁謀殺案被判處死刑，所以坦承了以往的罪惡。亞當在影片公映的一年後，才因為片子重新挖掘出的真相和它的社會影響力而被釋放，此後一直為廢除死刑而奔走，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。然而，這樣一部優秀的影片，強大到真正的改變了社會事件，維護真相，卻沒能夠獲得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項。它甚至都沒有入圍提名，因為其類似劇情片的情景再現的拍攝方式違背了紀錄片最基本的“真實”原則。
